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，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，健全财政、货币、产业、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。

过去5年，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与质量、结构、效益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，这与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着力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。2018年，如何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？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

保持定力—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

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今年要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。在部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明确，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，要聚力增效；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，要松紧适度。

“过去几年，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通过减税让利，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，达到了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发展动力的效果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市财政局局长苑广睿说，从财政支出看，坚持保障基本民生和重点项目，把钱花在刀刃上，解决了人民群众最关切的许多问题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认为，财政政策要更加注重对高质量发展、动能转换等方面的支持。同时，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推动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、动力变革的方向，需要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，而不是提供过量资金无所区分地促进增长。

“财政政策过去侧重在支出方面扩大政府投资，如今会更加注重在收入方面减税降费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香菊说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内涵相比以往有了较大变化，今年将继续减税降费，包括完善增值税，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，重点降低制造业、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，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年销售额标准。

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，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积极意义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杨德才认为，当前我国地方债务风险仍然较为突出。政府工作报告调低了赤字率，使其远低于国际公认的3%的警戒线，实际上就是通过降低赤字率和地方政府负债率，来主动应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

“政府工作报告在货币政策目标里没有设立M2的年度增长指标，也没有设立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具体指标。这是一个巨大进步，体现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，从过去依靠数量型调控向依靠价格型调控、市场规律调控转变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建议，今后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特别是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，要更加坚定地重视市场规律的作用，更加重视价格杠杆的作用。

形成合力——政策体系协同作战调控注重相机精准

近年来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，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。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，遇到了不少两难多难抉择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我国确立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，加强定向调控、相机调控、精准调控。

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今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，加强财政、货币、产业、区域等政策协调配合。这意味着，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进一步强化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，形成政策合力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温娟表示，近年来，我国越来越注重加强顶层设计，做好政策的协同配合。例如，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已从各自“单打独斗”的模式逐步转换到联防联控模式，三地资源共享，责任共担，相互支持，不断推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深化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表示，5年来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、发生历史性变革，离不开宏观调控的协同施策。正是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方向、力度、准度和时间窗口的把握准确，才能确保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圆满完成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认为，货币政策需要配合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，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等直接注入流动性，进行适时、适量干预，或通过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提供流动性；配合财政政策发行特种国债，协助管理地方政府债务增量，盘活、化解存量；通过设立机构，采取债务托管等干预措施，协助解决不良贷款和企业不良债务等问题。

钟茂初委员认为，宏观调控要找到各种调控手段的结合点，通过某一方面稳健的调控，起到多方面作用。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例，直接减少了大部分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，又不会明显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；同时还能够间接地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，促进企业提高效率，增加社会消费，促进消费对增长、特别是对服务业增长的作用。大多数劳动者及其家庭都能够直接收获到减税政策的获得感，也有利于提振全社会的发展信心。

重点发力——统筹把握宏观管理力促实体经济发展

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，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以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？钟茂初委员认为，一是经济手段方面，应当更加有效地抑制虚拟经济拉高资金收益率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，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。二是法律手段方面，在社会保障政策完善和保底的前提下，通过法律手段加快处置“僵尸企业”，盘活其占有的资源和资产。三是行政手段方面，应通过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，加速构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。

周振海代表建议，在推进国企改革的过程中，有关部门应该坚定不移地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，主要依靠市场化的办法解决问题，出台靶向性更强、可操作性更强的政策举措，特别是对不同地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要区别对待、精准施策，增强政策弹性，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。

杨德才委员认为，当前要实现创新发展，培育经济动能，一是要加快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，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，把市场主体的活力动力潜力激发出来。二是降低企业税负，让中小企业能明显感受到减税降费带来的好处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就必然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，这就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诸多体制机制性问题，关键在于要素的市场化配置。在目前的市场体系建设中，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，政府应该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，推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。

刘尚希委员指出，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宏观调控有必要探索向更具有前瞻性、长期性的宏观管理迈进。目前，我国的宏观调控本质上更多是相机决策，解决的是经济波动的问题。而高质量发展阶段，需要解决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，主要任务是围绕结构优化来做文章，这就需要加强和完善宏观管理，统筹把握。